中國教育在線
摘 要：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式現代化的任務和歷史方位決定了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要性、緊迫性，決定了綜合改革的目標任務、改革攻堅的核心關鍵與突破口。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點在體制機制，從“放管服”改革、科教融合體制改革、高校人事人才體制機制改革、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教學科研組織方式變革、評價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著手，破立并舉，先立后破，關鍵在“立”。
關鍵詞：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中國式現代化；先立后破
一、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沖鋒號再次吹響
202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1]。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實施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綜合改革，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動力[2]。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再次提上重要日程。
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早在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就針對“教育體制機制不完善，學校辦學活力不足”[3]的痼疾，部署實施高等教育綜合改革。2010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確定蘇黑鄂3省為全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主要內容是優化學科專業結構；建立高校分類體系，實行分類管理；落實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改革人才培養模式；等等[4]。2011年8月，江蘇省與教育部簽署共建國家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合作協議。
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實質性進展，黨的十八大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黨的十八大從“四個全面”戰略高度，提出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5]。進一步簡政放權。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系和去行政化，創造條件，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等單位行政級別。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擴大省級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5]。教育部《關于2013年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意見》進一步明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減少行政干預；加快大學章程建設，理順大學、政府和社會的關系，規范高校辦學行為。堅決實行簡政放權，進一步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對試點省份，有序下放學校設置、招生計劃、學位點評審、學科建設等方面權限[6]。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主動請纓，希望在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中先行探索、尋求突破。2014年7月，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咨詢會的主題為“聚焦聚神聚力，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同月，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原則同意清華、北大和上海市“兩校一市”綜合改革方案，包括完善大學治理結構，辦學自主權、人事制度與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等。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逐步展開。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這是支持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舉措，也是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重大步驟。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講話中，將“堅持深化教育改革創新”作為教育改革發展“九個堅持”之一[7]341-351。黨的十九大之后中央成立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加強黨中央對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統一領導。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講話時指出，“要全面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增強教育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8]。
黨的二十大報告從中國式現代化戰略全局出發，首次對教育、科技、人才作出一體部署，強調要“深入推進改革創新”，“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明確要求“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完善學校管理和教育評價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強調：“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統籌推進、分類建設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2023年全國兩會以來，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成為教育政策的熱詞。北京大學田剛教授題為“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 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的全國政協會議發言，代表了教育界的心聲[9]。
教育部強調“著力推動高等教育綜合改革”[10]，并把“實施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戰略行動”作為九項重大工程之一[11]。懷進鵬部長進行專題考察調研，并召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座談會。對于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點，2023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兩個先行先試”：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培養造就拔尖創新人才方面先行先試；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優化布局結構上先行先試[12]。2023年4月，教育部與上海市政府簽署深入推進上海市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先行先試戰略合作協議(2023—2025年)，“示范引領、突破攻堅”，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上海市委書記與教育部部長座談并見證簽約，彰顯了中央與地方對于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高度共識，對于回答好“強國建設，教育何為”時代命題的擔當作為。
二、準確把握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歷史方位
今天我們如何理解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今天”在這里是一個時空概念。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之中，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要在宏觀背景下確定自己的歷史方位。歷史方位至關重要，它決定了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價值意義和緊迫性，決定了綜合改革的目標任務、攻堅克難的重點與關鍵。
今天強調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是因為我們面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交匯之際，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呈交織態勢。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在人類命運的十字路口上，我們別無選擇。許多不確定因素，我們無法掌控。改變不了別人，可以改變自己。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需要內外皆修。通過改革，苦練內功，根本在于充分開發人口質量紅利[13]。實現高質量發展，外部環境固然重要，而自我革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在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精辟論述發展與改革的辯證關系，指出發展和改革高度融合，發展前進一步就需要改革前進一步，改革不斷前進也能為發展提供強勁動力[14]。強調要更加精準地出臺改革方案，推動改革向更深層次挺進，發揮全面深化改革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關鍵作用。事實上，全面深化改革同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體兩翼，改革就是發展的重要抓手和途徑，就是破難題、出實招、建機制、促發展。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實施教育強國戰略，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自是題中應有之義，是適應“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的先手棋。
今天強調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是因為高等教育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高等教育經過20多年跨越式發展，到2023年毛入學率達到60.2%，進入普及化階段。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達到“中上水平”，主要還是就規模和體量而言。人才培養質量與科研創新貢獻還有明顯的“短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建立自主知識體系，加強戰略科技力量，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從總量擴張到質量提升，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是一個系統性的躍遷，更要注重挖掘自身潛力、激發內部活力，更有賴于教育全要素效率提升。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邁不過深化綜合改革這個坎。解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深層次矛盾，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題。
今天強調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是因為改革進入攻堅克難的新階段。過去改革的宏觀背景是增量擴張。強勁的社會需求、超大規模市場，強有力的政府支持，促成高等教育總量規模擴張，實現歷史性跨越。進入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轉向內涵發展，深層次改革涉及管理體制、人才培養、科研創新、資源配置、人事改革等方方面面，牽動多方利益，需要進一步沖破利益格局的藩籬，突破體制機制瓶頸。增量調整與存量改革同步推進。單項改革很難奏效，單兵突進也難以推進。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必須破除體制機制性障礙。現在，是時候進一步統籌，全面推進總攻突圍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委)已召開70次會議，出臺一系列重大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336項重大舉措大多已付諸實施，許多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2016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一次會議聽取10項改革落實情況，強調“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實，扭住關鍵、精準發力，敢于啃硬骨頭，盯著抓、反復抓，直到抓出成效”。2023年4月二十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特別強調“加大改革抓落實力度”“推動改革舉措落地見效”，針對的顯然是改革不落地不落實的問題。綜合改革不僅十分緊迫，而且具備了現實可能。我們有充分理由加快改革落實，而沒有一條理由可以緩行懸置擱置。
今天強調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更是基于黨的二十大關于教育、科技、人才強國的一體化戰略。中國式現代化迫切需要高質量教育、高水平科技、高素質人才系統集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統籌推進。高等教育作為統籌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節點，是建設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歷史方位、改革的主旨，決定了高等教育改革“深化”的要求和“綜合”的方向。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日新月異的科技創新，正在推動教育范式的根本性變革，學習的途徑方法和內涵、人的交往方式、教育的時間空間、知識與信息資源等都在被重新連接和定義[15]。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勢在必行。變革“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高等教育生產力，為加快教育強國建設披荊斬棘開辟道路。
三、全面理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深刻內涵
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首先是一個戰略問題。全面理解和正確把握綜合改革的內涵與方法論要求尤為重要。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總體思路應當是全面、系統、持續、協同聯動。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主詞是改革，重點在深化，關鍵在綜合，難在“協同”，貴在持續。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意味著改革是在原有改革基礎上繼續推向縱深，不是重起爐灶。高校是思想的策源地，從不缺乏改革理想，而思變者眾，議論者多，行動者少，有成者寡。不少單項舉措、局部的微觀改革無果而終，蓋因系統性缺失而致“制度沖突”和“制度真空”，因無整體性推進而致相互矛盾，因缺乏協同聯動而致改革理性不足，加大改革風險[15]。綜合改革要堅持守正創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系統觀念，用“普遍聯系”的觀點籌劃設計改革，以動態的理念與統籌兼顧辦法推進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高度重視頂層設計，統籌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度；堅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標和治本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促進，優化整體布局，系統推進改革[6]。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目標任務是“全面改革”攻堅，不是單一局部的零敲碎打。高等教育綜合 改革涉及管理體制、辦學機制、人才培養、科研創新、人事制度、保障機制、學科建設、招生考試、對外合作等領域。改革改到深水區和攻堅階段，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局部改革難以解決的難題，同時也面臨許多新的變數與挑戰。綜合改革不是業務層面的一般舉措，是系統規劃、全面改革、整體解決。在多年改革基礎上實現總攻合圍，從根本上破解難點堵點痛點，必須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藩籬、體制機制性障礙。在當前建設教育強國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格局下，實現育人與服務“兩個先行先試”，破除體制機制性障礙成為當務之急。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方式是綜合治理和系統治理。“最了解樹木的人看到的并不是一枝一葉，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16]高等教育系統天然的就是自組織性與社會性、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辯證統一。所以，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是一個治理的概念，是實現高等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17]。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具有后發優勢、換道超車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綜合改革旨在建立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各項改革舉措協同聯動和呼應配合，營造更好的環境氛圍，使高校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教職員的創造潛力充分迸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目的是提高教育質量。要著眼于‘教好’，圍繞教師、教材、教法推進改革，……。要著眼于‘學好’，圍繞立德立志、增智健體、成才用才推進改革……。要著眼于‘管好’，堅持依法治教、依法辦學、依法治校，完善辦學制度，強化從嚴治校機制，不斷健全教育管理制度體系。”[7]350只有堅持系統治理，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才能落實到位[18]。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推進策略是協同聯動。系統性問題需要系統解決。不是教育部門一家努力，單打獨斗。許多問題學校非不為也，而不能也。即使任何單一方面的改革，都不僅僅是大學一個部門能夠完成的，需要學校在邏輯層面頂層設計，需要學校各院系教師和管理者協同合作，更需要學校之外各部門政策支持配合[19]。推進“深水區”的教育改革，必須采取綜合改革的辦法，統籌兼顧，上下結合，部門協調，建立健全強有力的推進機制，凝聚共識，減少阻力，增強引力，形成合力[6]。各級政府部門、社會、高校、科研院所、企業都要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部署要求密切合作、協同共進。助力綜合改革，高等教育學會社團行業協會可以大有作為。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需要新的動力結構。改革是大勢所趨，但不同利益相關者視角不同。高校教師和管理者往往更多關注外部治理，將困難和問題更多歸因于政府改革滯后，管得過多、支持不足；政府部門常常感覺學校改革太慢。其實，深化綜合改革，動力既源于政府和社會的壓力，也源于自身發展的內生驅動。大學組織具有雙重屬性：作為學術性組織的松散特性與作為科層組織的行政管理服務特性。但人們往往更多強調大學作為學術組織的特性，高校改革似乎只是去行政化、一放就靈，而對于如何自主辦學、如何有效監管缺乏系統思考。許多校院面對放權無所適從。治理的特點之一在于更加重視民主協商與共同治理，重視與利益相關方訴求的契合度，強調利益相關方對改革方案的可承受性和認可、支持和滿意度。要充分保障教師廣泛參與大學治理，積極支持改革，取得最大公約數，形成最大合力。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要克服路徑依賴。我們通常習慣于由上而下的方法，依靠頂層設計來系統推進改革舉措[20]。事實上，我國高等教育領域許多成功改革是由中央層面發起和推動的。高等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與服務，政府支持服務和監管職責是無可替代的。所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不管最好”的說法不是外行話，就是新自由主義和新公共管理思潮中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囈語。放權不是放責；轉變職能，不等于放棄職能。同時，要更加重視由下而上的改革。依循改革探索—經驗—政策—法規制度的邏輯順序，尊重支持基層首創，鼓勵試驗，激勵創新，大膽突破，以點帶面，深化改革。學習推廣清華、北大等綜合改革的成功經驗。我國高等教育領域有很多寶貴探索，但一些成功改革、成功經驗未能總結推廣，未能從地方基層的經驗做法上升為政策法規。地方學校常常等待頂層設計，其實頂層設計是相對而言的。在國家層面，中央是“頂層”；在地方，省市一級就是頂層；在高校，校一級就是頂層。地方基層、學校，既是頂層設計的執行者、落實者，又是中微觀層面的決策者，都有頂層設計的責任使命和貫徹執行的創新空間。高校要有“頂層”決策的擔當，更要有落實改革的魄力，變“要我改革”為“我要改革”。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要抓住核心關鍵。“理有固然，勢無必至”[21]。方法論很重要。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范疇，但解決問題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實施策略要堅持總體設計、分步推進。空間上并非面面俱到，時間上不是齊頭并進。綱舉自然目張。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必須提綱絜領，抓住核心關鍵。要把握系統性、整體性的框架思路，又要牽住“牛鼻子”，抓優先領域、中心任務、重要試點，抓關鍵主體、關鍵環節、關鍵節點。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涉及治理結構、組織結構，資源配置，制度體系、技術關系、社會關系[20]。不少改革方案似乎更多直接指向學術生產力自身，而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落后的生產關系[15]。改革首先要聚焦直接影響核心學術生產力和競爭力的相關要素，破除制約大學發展和創新活力的體制機制性障礙。學術組織、行政組織這兩個機構體系和資源分配、學術評價兩個制度體系，應當首先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點[15]。
四、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點難點與關鍵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點在體制機制，破立并舉，先立后破，關鍵在“立”。
(一)激發高等教育動力活力的“放管服”改革
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管什么、怎么管”。底層邏輯是該管的管、該放的放、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多有精辟論述。
我國高等教育實行兩級管理、條塊結合的管理體制。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1993年《中國教育發展和改革綱要(1990—2000)》就指出，改革的關鍵是改變政府對高校統得過多的管理體制。“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的大思路到現在也不過時。高教體制改革的進程就此開啟。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通過“共建、調整、合作、合并”，對30個省區和48個部委的597所高校合并組建為267所高校，將367所部屬高校中近250所劃轉地方管理，宏觀布局和管理體制的調整改革，克服條塊分割的弊病，促進學科交叉綜合和資源優化配置[22]。同時，高校招生、收費、就業及后勤社會化改革也逐步推進。
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現代大學制度”[3]。“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適應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隨著國家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進，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3]。
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深入推進管辦評分離”為導向，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明確各級政府責任，規范學校辦學行為，發揮社會參與作用。強化國家教育督導，委托社會組織開展教育評估監測。促進管辦評分離，形成政事分開、權責明確、統籌協調、規范有序的教育管理體制[5]。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政府部門要樹立服務意識，改進管理方式，完善監管機制[3]。
新時期高教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心和顯著特點，一是充分放權：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學校向院系放權；二是有效監管：制定標準、監測評估、政策導向；三是加強服務：組織協調、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
“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布局的先手棋。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委聯合下發《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核心內容是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放權，松綁減負、簡除煩苛，激發辦學活力。關于高校人事改革，提出“改革高校編制及崗位管理制度”，“積極探索實行高校人員總量管理”，“制訂高校人員總量核定指導標準和試點方案，積極開展試點”[23]。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意見》(以下簡稱《建設改革意見》)進一步強調，要“深化教師管理綜合改革，切實理順體制機制”[24]。“放管服”改革成效顯著，使高校受到鼓舞，但持續深化改革仍然任重道遠。目前情況，有總體放權不夠的問題(尤其是地方院校)，有政府部門向學校放權不夠的問題，有學校向院系放權不夠的問題，有放權又放責，監管不力的問題，也有片面理解放權、監管，服務不到位的問題。上述文件出臺6年之久，人們翹首以盼的高校人員編制改革方案尚未出臺，試點也未見付諸行動。一些地方反映，由于缺乏編制、人事部門上位政策配套，教育部門有心無力，高教領域人事改革仍然舉步維艱。改革面臨不落實、不到位、不銜接的問題，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進[25]。
進一步深化高教管理體制改革，要堅持辯證思維。提法打法和側重點，均可因時而宜，與時俱進，但核心原則和改革行動要一以貫之，持續努力，不能打打停停，不能忽隱忽現，不能忽左忽右。
一是“放權”與“監管”辯證統一。“放與管”永遠都是讓人糾結的矛盾。把握放與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6]7。大學還是需要“管”的，但大學治理主要依靠價值引領、制度規范、政策調控和評價導向。把握好“放與管”，對營造良好的學術環境和氛圍非常重要。要堅持高等教育放權、服務與監管的平衡。放權要堅決，放權放到位，放權不放責，監管服務要到位。轉變政府職能，不適應當前我國教育發展要求的職能要弱化、轉移下放。而順應高等教育改革發展要求的管理職能不僅不能弱化，還得要加強。合理確定政府監管與大學自主的邊界。充分釋放大學的活力。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價值引領和政策引導。不能簡單把“頂層設計”理解成為中央集權[20]。集權分權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概念。集權不等于“極權”；分權不等于放任。集權分權相輔相成。關鍵在“度”。集權分權有時是雙向學習，相互轉化的。從世界高等教育的趨勢看，過去實行集權體制的國家趨向于分權，分權體制的國家事實上是在強化國家干預[27]。應使大學有足夠的空間激發創新活力，又在宏觀上得以有效掌控。我們不能任由漫無邊際的討論耽誤寶貴的時間，也不能任由空洞的理念概念帶偏或干擾視聽。
二是外部治理與內部治理有機結合。外部治理是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學校、社會與學校。著重處理好省級統籌與大學自主權的關系。關鍵是政府職能轉移，有些可否委托第三方學術機構承擔。培育第三方機構，提高承接政府轉移職能的能力。內部治理是指大學內部的治理。著重處理好黨委的領導與校長負責的關系；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大學與院系的關系；等等。對于大學的內部治理結構，《教育規劃綱要》有明確表述：“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完善治理結構。公辦高等學校要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健全議事規則與決策程序，依法落實黨委、校長職權。完善大學校長選拔任用辦法。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強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建設，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尊重學術自由，營造寬松的學術環境。”[3]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綜合改革必須緊緊依靠教師，充分聽取教師意見，體現共同治理，相關重大改革須經教代會審議通過。
三是在質量保證與創新之間保持平衡。避免合規(compliance)抑制創新。合規與創新之間有時存在張力。“表面化地增加合規要求很有可能扼殺多樣性和創新”。“國家性監管框架對所有高等教育機構和利益相關方都有益。但這也給高校帶來了挑戰：它們既需要合規，又需要引領教學和科研創新。”[28]確保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還要激發活力。不能只求合規、留痕，合格、穩定，而不積極進取，擔當作為。
四是學術自由與政治導向、學術規范高度統一。高校的根本價值取向是立德樹人。要旗幟鮮明地把全面加強黨的領導融入高校治理的各方面、全過程。堅持辦學正確政治方向，把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落到實處。同時要堅持“學術自由與學術規范相統一”[29]。有組織科研與自由探索相結合。旗幟鮮明地把“鼓勵自由探索”[30]貫徹始終，提倡質疑、批評、討論、探索，鼓勵好奇心與創造性。這樣才能培養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拔尖創新人才。
(二)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戰略的科教融合體制改革
黨的二十大做出教育、科技、人才系統集成的戰略部署，使得科教融合正式進入國家的決策議程。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綜合改革。高校要在創新人才培養、有組織的科研攻關等方面，充分釋放創新的潛力，提高貢獻度，教育、科技、人才形成合力，必須走綜合改革之路，推進科教體制的變革[2]。科教融合，方能興國。
縱觀世界歷史，從德國柏林大學到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與科教融合相生相伴的產業變革和世界科學技術中心轉移的軌跡，構成世界大國崛起的底層邏輯。實現建設教育強國、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戰略構想，科教融合是必由之路。科教融合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系統集成的根本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清華大學時強調“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往往萌發于深厚的基礎研究，產生于學科交叉領域，大學在這兩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基礎研究是我國科技創新的總開關。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發動機、策源地。充分發揮高校基礎研究主力軍、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必須破除妨礙大學科研創新活力的體制機制性障礙，激發大學創新活力。高等教育作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結合點，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的主力軍，天然地是科教融合、產教融合的樞紐和關鍵點。基礎研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建設的重要發力點。以科教融合培養高水平創新人才，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高等教育的高度決定了我們科技創新的高度[31]。
國際上，科研體制主要有兩種模式：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是雙軌制，美國模式主要依靠大學。我國國家層面實行雙軌制，在大學之外，國家獨立設置專門的科研機構。大學與獨立科研院所分設，科教分離。橫向關系上，各部門研究院所，機構林立，各自為政。縱向關系上，中央地方條塊分割，省區一級還有科學院、社科院等。科教分離是現行體制的最大弊病之一，是直接影響科研創新科技自立自強、創新人才培養和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體制機制性障礙。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突出的問題是我們的科技計劃、投入、管理分散，創新資源有些碎片化”[32]。在學校層面，則是教學科研相分離。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許多問題源于科教分離。在科教分離的理念和體制下，高校人才培養優勢難以有效轉化為高水平科研創新成果，而優質豐富的科學研究資源也難以轉化為人才培養優勢[33]。
在知識生產模式變革和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融合”是必然趨勢，也是學術組織的深刻變革。科教融合，在國家層面，是一體統籌教育、科技、人才的必然選擇和治本之策；在教育領域，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辦學理念。科教融合，有利于突破部門藩籬，統籌集聚創新資源優勢，并有利于全面提升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能力。科教深度融合，是加強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協同攻關，從根本上解決卡脖子問題，實現科教自立自強的關鍵，也是加快“雙一流”建設和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教育部推動構建“一部六院”科教融合協同育人機制，意義重大。促進實現科教融合，需要采取重大舉措，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形成人才培養與科技創新雙輪驅動加速發展的大格局。
1. 強化國家統籌。實現科教融合需要采取新的舉國體制。目前中央層面，分別有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中央科技委員會。落實黨的二十大部署，加強黨中央對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需要進一步建立統籌高等教育與科學技術工作的議事決策協調機制。同時，進一步整合科技教育職能，需要設立統籌高等教育與科學技術工作的權威機構。
2. 促進校院聯盟與整合。做“合”的文章，實現強的目標。積極推進校院聯盟。高校與科研機構深度合作，協同創新，聯合培養人才，人員互聘，資源、信息共享，相互選課、學分互認；推動部分國家獨立設置的科研院所與研究型大學整合合并；省級科學院、社科院、農科林科等獨立設置的科研院所與大學整合合并。山東、山西等地已經先行一步。建議建立國家科教融合創新與人才特區，在西部中心城市先行試點，在戰略緊缺和新興交叉領域進行超前布局。壯大高教資源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全面提高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與科研創新水平。
3. 完善國家實驗室運行機制。借鑒國際經驗，將國家實驗室與國家科學技術中心更多建在大學或委托大學管理。通過國家層面的有組織科研，大項目、大平臺、大團隊，推動大學與科研機構的一體化進程。在基礎研究和拔尖創新人才方面更好地發揮頂尖大學的優勢和龍頭作用。
科教融合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命題、核心辦學理念[34]。中國大學發展從單純教學轉向科教并重，再從科教并重轉向科教融合，是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必然選擇[35]。科教融合的理念深深地扎根于我們對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本質特性及其內在聯系的認識。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成立，使科教融合這一核心命題得以佐證。而這還只是特例，大學與科研組織變革，也絕不會止步于此。
(三)激發創新活力的高校人事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沒有頂尖人才，就沒有頂尖水平。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才支撐體系，需要前瞻性的人才戰略，需要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的教師人才隊伍，需要高水平的平臺依托，需要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治理體系的保障。因此，“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36]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點與關鍵。
高校人事人才體制機制歷來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熱點和難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高校人事改革經過了4個階段，做了很多寶貴探索，取得了顯著成效。教師人才隊伍的顯著變化，促進了學術進步和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但是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性問題仍然是制約高等教育活力的最大障礙。從20年前北大人事改革的討論，到近年來所謂“非升即走”的爭論，折射出的問題令人驚詫。改革開放40多年，傳統觀念仍然根深蒂固，甚至不愿改革、抵制改革的也大有人在。這與我們的想象相去甚遠。科教分離的體制機制性障礙很大程度上也阻滯了高校人才智力的有效集聚。高校編制管理改革滯后。目前高校編制基本是依據1984年規定，20世紀90年代末核定的。2022年高校生師比17.8∶1，其中高職院校19.69∶1。現行編制管理模式已經遠不適應發展需要。社保制度使矛盾更加凸顯。編制捉襟見肘是長期制約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發展的瓶頸因素。國家人事體系中，身份管理轉向崗位管理的改革不夠徹底，高校聘用制仍有“身份管理”的成分。有些“高校自身的探索沒有上升為國家政策，缺乏權威性而導致停滯不前”[20]。
黨的二十大前后高校教師人才隊伍建設的宏觀背景發生顯著變化，一是教育、科技、人才統籌部署；二是確立人才引領發展的理念；三是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國家層面一系列重要文件先后出臺，高校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總體方向明確。現在亟待改革舉措落地見效。清華、北大“兩校”綜合改革試點共同的顯著特點是以高校人事改革為重要內容，清華大學表述為“以人事制度改革為重點的綜合改革”。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以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為突破口，或者重點，或者協同配套的改革，就不叫綜合改革，更不叫深化改革。
1. 要以人才引領發展的理念建設高校教師隊伍。落實教師隊伍建設的“三個優先”[24]。正視教師隊伍建設不均衡、不充分、不適應的問題，高度重視5個關鍵參數：生師比、人員經費比例、教職員比例、薪酬水平、國際化水平[37]。澄清認識誤區，補齊短板不足。
2. 加快高校人事改革。高校編制管理和用人制度改革刻不容緩。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講話中的批評切中要害：對學校管的還是多，還是細，活力出不來，該政府出面為學校排憂解難的服務又不到位。對學校人財物的管理涉及多個部門，有些是延續多年的老政策老辦法，這個問題要系統解決。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必須沖破體制機制障礙。同時，社會保障體系也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了政策環境。要從學校編制、崗位、工資管理等關鍵環節入手改起。中共中央《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早已明確要“保障落實用人主體自主權”，“對符合條件公益二類單位逐步實行備案制管理”。相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從“國之大者”考慮問題，而非從部門角度工作邏輯出發權衡利弊。高校編制管理改革和深化人事放權可以分步推進。第一步，“實行政府總量控制，學校自主管理”。實行高校人員總量管理。第二步，政府部門備案，學校自主管理。前置審批改為備案監管。使高校具備真正的用人自主權，釋放學校活力。
3. 實行準聘與長聘相結合的用人機制。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明確，全面實行聘任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實行新進人員公開招聘制度；探索協議工資制等靈活多樣的分配辦法；建立多種形式的專職科研隊伍，推進管理人員職員制；完善校務公開制度等。確立科學的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3]。2018年中央《建設改革意見》指出，要“推行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聘任制改革，加強聘期考核，準聘與長聘相結合，做到能上能下、能進能出”[24]。
準聘與長聘相結合的用人機制改革，底層邏輯是構建競爭性與穩定性的平衡機制。一是適度競爭，二是相對穩定。因為有適度競爭，所以它具有篩選功能、淘汰功能、激勵功能；因為相對穩定，它有保障的功能。所以，要完整準確理解準聘-長聘制，探索完善制度規則與實施辦法。一是把握改革的系統性。高校預聘-長聘制度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不能割裂開來。不能一言以蔽之“非升即走”。二是因校而宜、因人而宜。實行準聘-長聘制并非一流高校的專有權，但需具備一定改革基礎，不是無條件地適合所有學校、所有老師，不宜一刀切。三是做好頂層設計。對教師結構要有長遠規劃。明確崗位設置、招聘程序、中期評價、轉崗、告知、解聘流程，讓教師事先充分知情。四是建立退出機制，形成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人員流動要有預案。五是改革評價考核機制。實行分類分層多元綜合評價，對于偏重學術與基礎研究的采用同行評價；偏重應用研究和社會服務的要有外部評價；教學為主的崗位充分考慮職業安全性。體現不同系列不同崗位不同要求不同的競爭性。六是依法依規。高校準聘-長聘制實施過程中的法律問題，兼有私法與公法性質，教師和校方維權都要“依法依規”。特別重視教師申訴渠道與權益保障。七是特別重視對高校青年教師成長發展的關心、培養、支持舉措。激發創造熱情，激勵潛心教學科研，并積極參與學校治理。讓各類人才引得來、留得住、發展好。做到“近者悅，遠者來”。
4. 加強人才集聚。優秀的人總是希望與更杰出的人為伍，希望與不同學科背景的人一起創造新的學術[26]7。要實施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進一步優化人才發展環境。不斷壯大學科領軍人才隊伍和一流創新團隊。高校一級教授制度應當抓緊實施。擴大博士生招生規模。支持杰出青年人才挑大梁、擔重任。在攻關一線中發現和培養戰略科學和高層次拔尖人才。支持高校在全球人才市場上配置優質人才資源，著力引進享有盛譽的戰略科學家和極具創新潛力的青年才俊。發起、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在國際合作與人才競爭中吸引和集聚戰略科學家，形成梯隊。
5. 職員制度改革要及時跟進。一旦形成誤解和對立，認為人事改革就是折騰教師，所有管理治理都將勞而無功。高校職員制度早在2000年就在5個學校成功試點，應當全面推廣實施，薪酬、社保、人才流動等外部政策有效接軌。清華大學在教師聘任制改革之后，及時推進職工隊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崗位體系、評價體系、激勵體系、發展體系相輔相成的職員制度。
6. 深化高校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改善引才聚才政策環境，提高教師隊伍的國際化水平。抓緊修改完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相關政策[9]。結合高校實際，制定科研創新、協同創新和有組織科研激勵政策實施辦法。著力破解人才權限、資源共享、評價使用、科研管理、成果轉化等突出問題。探索職務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和成果權屬改革，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激發高校科研創新活力。
7. 改革高校薪酬制度。聘任制、評價改革與薪酬改革必須聯動，形成閉環管理。高校發展戰略中，薪酬戰略不能付之闕如。建立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校工資體系。改革工分制、碎片化的績效工資分配辦法。調整支離破碎的工資結構，增強激勵功能。探索實行寬帶薪酬、協議工資和年薪制，注重實際貢獻；理順工資關系；體現按勞取酬，優績優酬，吸引優秀人才；鼓勵專業發展與能力提升；鼓勵學科交叉融合與協同創新；鼓勵職位輪換與職業生涯發展；促進績效改進。任何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改革，后果只能使整個學校系統缺乏與外界能量交換，導致“熵死”，造成教師“躺平”，精力不足、能力不足、動力不足、創新不足，大學喪失活力與競爭力。
(四)適應新發展格局的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
高等教育結構是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組成部分之間的配比、聯系、組織方式與秩序[38]。好的結構化程度是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顯著標志和重要保障。今天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不是數量規模，而是結構與質量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升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調整優化高校區域布局、學科結構、專業設置，建立健全學科專業動態調整機制，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39]。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優化學科專業和資源結構布局，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增強中西部地區高校辦學實力[2]。形成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教育結構、學科專業結構、人才培養結構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重大問題。結構性調整必然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所以供給側改革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要內容。“優化教育布局和結構”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兩個“先行先試”的重要方面[11]。
1. 調整優化高等教育區域布局結構。高等教育的結構性問題，首先是資源配置的結構性矛盾。《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優化教育體系結構和學校布局結構，努力提升高校創新服務水平”。教育部《關于新時代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見》，提出完善部際協同推進工作機制，促進高等教育區域協調發展；發揮高校集群的集聚溢出效應，推進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先行區建設，強化西安、蘭州、重慶、成都戰略支點作用，打造建強中西部高等教育“西三角”，推動高校集群發展；深化東中西部高校對口支援。在中西部高校布局建設一批現代產業學院、未來技術學院。借助制度優勢和供給等政策工具，……“縫合”高校教育發展過程中區域間的“撕裂現象”，以實現東中西呼應的教育發展新格局[38]。改革教育資源配置模式、調整區域布局結構，是增加優質教育資源供給的過程，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奠定基礎，也為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有力支撐。
2. 調整優化學科專業結構。學科專業是高等教育體系的核心支柱，是人才培養的基礎平臺。高等教育供需之間的結構性與體制性問題，直接制約高校人才自主培養的質量水平與競爭力。學科專業結構和質量直接影響高校立德樹人的成效、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能力。中央關于深化新時代高等教育學科專業體系改革的決策部署，將學科專業結構列入了國家議程。要加快調整優化學科專業結構，把加快“雙一流”建設作為重中之重，大力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推進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能力和科研創新貢獻率。
深化學科專業供給側改革有三個總體原則。一是服務國家發展。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聚焦推進新型工業化，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2]。二是突出優勢特色。以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為引領，做強優勢學科專業，形成人才培養高地；做優特色學科專業，實現分類發展、特色發展。引導高校在各自領域爭創一流。三是強化協同聯動。加強教育系統與行業部門聯動，加強人才需求預測、預警、培養、評價等方面協同，實現學科專業與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相互匹配、相互促進。學科專業調整優化改革，要借助三種力量三管齊下。一是擴大制度供給，加強政策引導；二是任務導向，推動高校適應與服務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三是選擇機制，充分發揮大學的自主權，實行學分制與選課制。
3. 學科交叉融合。“大科學”時代是一個“融合”的時代。要打破傳統學科專業壁壘，深化學科交叉融合，創新學科組織模式，建構21世紀大學發展的新路徑新形態。瞄準未來若干年前沿性、革命性、顛覆性技術發展，在高水平大學進行前瞻性布局。西安交通大學全力推進兩種融合：對內學科交叉融合，打破學科壁壘，劃分理工文醫4個板塊，建立了29個研究院，300余個研發機構、智庫；對外產教融合，主動面向經濟社會主戰場，與200余家世界500強企業及國家主要行業的重點單位開展深度合作。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調整的重點應著眼于“跨學科”人才培養、“跨學科”科學研究、“跨學科”社會服務。
4. 重視“關鍵少數”，促進集群發展。大學里總會有重點學科和一般學科、核心學科和支撐學科、優勢學科和普通學科之分。重視“關鍵少數”，在各種“綜合評價”中有清醒的認知，在八面來風中保持發展的定力，將有限的特別是優質的發展資源向學校發展的重點、優先、關鍵領域和崗位傾斜，這是學校發展的戰略和策略。也正如英國學者邁克爾·波蘭尼在其《科學共和國：它的政治與經濟理論》一文中所說，“對于科學的前進，人類所能做或所需要做的只是協助科學的自發運動邁向某些將會有偉大發現的新領域，其代價就是另一些領域的衰落”[40]39。
(五)適應知識生產新模式的教學科研組織方式變革
隨著知識生產模式的變革，學科交叉融合漸成趨勢，以純粹學科導向和專業教育為主導的傳統科研范式與教學組織體系需要做根本性變革。大學基層教學科研組織方式的改革十分緊迫地提上了大學治理的重要議程。
科學知識有兩種類型：規范性知識和原創性知識。有3個標準：①似真性標準；②科學價值標準；③獨創性標準。規范性知識更多地符合前兩個標準，原創性知識則主要用獨創性標準評價。“似真性標準和科學價值標準都傾向于強調一致性，而獨創性標準則鼓勵異議。在指導與激勵科學工作的過程中，這種內在的張力是必要的。科學的專業標準必須在強加一個紀律構架的同時，鼓勵對這套構架的反叛”[40]32。這段話對于我們理解學科規范、跨學科交叉融合與科研創新都具有啟發意義。
高等教育的兩條主線：創新人才培養、科研創新，都迫切需要大學組織體系的創新。大學教學科研組織方式的變革方向，要堅持問題導向與學科導向有機結合的原則；目標導向的有組織科研和自由探索“兩條腿走路”的原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有機結合的原則。
目標導向的有組織科研和自由探索的原則，體現在教學科研組織方式上形成“兩條腿走路”方針與制度文化。有組織科研的主要方式和實現途徑有三種。一是新型舉國體制。發揮制度優勢，科學規劃、調配資源。二是政策激勵。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將大學所能吸引到的最杰出的候選人安排到那些空缺的位置上”[40]38，確保“科學努力的自發協調”[40]35。三是制度供給。通過良好機制與學術環境，鼓勵自由探索精神，促進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為了做出發現，科學家需要一個專門的研究環境，在那里，他有著想法近似的同事，他們敏銳地具有與他一樣的目標，強烈地影響著他的表現”[40]42。這種“專門的研究環境”基于追求真理的共同興趣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規律，有時自愿自主自發形成，有時也需要“有組織”因素的促成。四是公共服務平臺。波蘭尼似乎是以新自由主義觀點看待科學，“將科學比作市場”，但他所說的“獨立的科學家的自我協調”，是基于廣泛而充分的信息共享，必須有強有力的公共服務的支持。愛因斯坦的確說過“科學史表明，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的，新思想發源于某一個人的心中”。我理解他是在鼓勵自由暢想、最大限度調動學者創造熱情的意義上說的。事實上，“偉大的科學成就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與“新思想發源于某一個人的心中”兩句話都成立，并非絕對對立。如果將自由探索理解為科學精神，它是所有研究探索的動力源泉即好奇心的驅使，與有組織科研并無齟齬；如果將自由探索理解為科學發現的途徑，它與有組織科研恰好形成互補。
問題導向與學科導向有機結合的原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有機結合的原則，體現在教學科研組織方式上形成一種矩陣結構。在校內，學科布局應當是網絡狀的。院系作為學者的主聘單位，每個學者都應當在院系承擔教學任務和院系發展責任。我們還應當組建跨學科的研究機構和平臺，使教師和學生在跨學科環境中學習和工作，以提升學校的整體學術競爭力[26]23。以學科劃分的院系與任務目標為導向的跨學科的研究院所、中心、基地等，形成一種矩陣結構；規范的學術組織與學科交叉融合的協同創新機制形成一種矩陣結構；分學科的本科生院與住宿學院也是一種矩陣結構。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綜合改革提供了案例。20世紀90年代初，教育部曾建議北京大學在本科教育中試行牛津、劍橋住宿學院的教育組織模式。經過多年的自我探索和實踐，清華和北大都注意到住宿學院的組織模式在知識論層面和人才培養層面的優勢[19]。2011年按照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部署，北京大學等17所高校“設立試點學院，開展創新人才培養試驗”，試行學院制，小班化、導師制，本碩博培養模式。北大元培學院與清華新雅書院，都是借鑒牛津劍橋住宿學院，側重通識教育。不同院系、學科學生混合住宿，在全校自由選課選專業。
(六)作為高等教育指揮棒的評價考核方式改革
沒有科學評價，就沒有科學創新與創新人才培養。評價是教育的“指揮棒”，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教師如何教人、學校如何育人、社會如何用人。教育評價改革是綜合改革的“原動力”，具有基礎性、導向性、關鍵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人的創造性活動從不合理的經費管理、人才評價等體制中解放出來。”[41]“要抓好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出臺和落實落地，構建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世界水平的評價體系”。重塑教育生態，根本出路在于教育評價與教師評價考核方式的改革。
教育與教師評價考核的問題，一是絕對化、簡單化。“五唯”盛行，手段異化為目的，政策導向扭曲。重文章成果輕理論原創。急功近利，不重視基礎研究。缺乏十年磨一劍的制度安排。二是過度量化、功利化。“工分制”主導，頻繁的績效考評、沒完沒了的表報，不能提供充分激勵，反而消減創造熱情，加劇浮躁氛圍。三是不規范、繁瑣復雜。年度考核、聘期考核、中期考核、晉升考核、學科、人才、項目、獎項評審名目繁多，政出多門、缺乏分類、缺乏標準，有違辦學治校育人規律。四是高成本、低效率。
教育與教師評價考核改革，要堅持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統一。吸取歷史經驗，切忌忽左忽右。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要把握七個要點。一是“去唯”：指導思想上要“去唯糾偏”。“五唯”之弊，弊在“唯”而不在“維”。二是分類：評價對象要精細化分類。推進大學分類評價改革，當務之急是制定出臺高校分類標準體系與多元分類評價體系，走出無休止的“爭相升格、爭學位點”的怪圈，激勵各類高校安于本位、專心育人，在不同賽道各展所長，良性競爭。三是多元：評價維度要多元綜合，去唯增維。四是脫鉤：評價考核機制上要“有區別脫鉤”。五是減負：評價方法上要“落實減負”，簡便有效。六是聯動：推進改革要“協同聯動”，政府部門、社會、學校形成合力。七是“先立后破”：技術路徑上破立并舉，不立不破，關鍵在立。破的結果要看立的成效。“在那些尚未確立合理且權威的科學公斷的地方，科學研究因為缺乏激勵而停滯，而那些平庸的成果和空洞的吹噓反而帶來赫赫聲名。”[40]35
“評價”是推動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牛鼻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環節[20]。長期以來，西方主導的種種商業排行榜填補了我國教育評價的真空。不少專家用新自由主義觀點評價我國大學。要扭轉這種狀況，確立正確導向，必須建立中國高校自己的分類評價標準體系。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建立科學的評價考核機制，完善大學治理，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引導社會正確選人用人；激勵教師職員潛心學問，以德育人；引導高校正確定位，科學發展，追求卓越。
【管培俊，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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